图为6月28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纽约公约》60周年纪念大会。

    □　罗镇东　刘晓春　李雄风

    6月28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UNCITRAL)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60周年纪念大会。此前,2018年5月15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下,UNCITRAL与深圳国际仲裁院(英文简称SCIA,又名“深圳仲裁委员会”和“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中国深圳共同举办纪念《纽约公约》60周年的全球第一场纪念活动——“《纽约公约》六十周年与‘一带一路’研讨会”,回顾并展望国际仲裁领域的这一基石性文件。

    2018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8周年、深圳经济特区国际仲裁机构创建35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时点,谨以此文回顾中国内地仲裁裁决境外执行第一案的来龙去脉,记录《纽约公约》与中国深圳经济特区的这段特殊缘分,并纪念为中国仲裁国际化作出贡献的周焕东和董有淦仲裁员。案件背景

    35年前的1983年4月19日,为了适应中国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的需要,特区国际仲裁机构在中国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第一个仲裁机构,这是SCIA的起源。

    1986年12月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我国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决定》；次年4月22日,《纽约公约》对中国正式生效。1988年7月12日,特区国际仲裁机构作出的一个裁决,在1989年6月29日获得香港高等法院的执行,开创了中国内地仲裁裁决按照《纽约公约》获得执行的先例,中国内地仲裁裁决从此走向海外。

    这一里程碑式的仲裁案件的申请人为广东粤海进出口公司,被申请人为香港捷达实业公司。本案系货物买卖合同争议。申请人作为卖方依约向香港某贸易公司出口特定数量的计算器。合同签订后,原买卖双方与被申请人签订转让协议,将原合同中买方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被申请人。后来,被申请人不依约履行义务,申请人诉至特区国际仲裁机构。根据双方当事人于1986年11月1日签订的仲裁协议,特区国际仲裁机构于1987年5月受理此案。申请人选定罗镇东先生为仲裁员,特区国际仲裁机构代被申请人指定董有淦先生为仲裁员。罗镇东先生和董有淦先生共同推选周焕东先生为本案首席仲裁员。

    仲裁庭分别于1987年8月17日、1987年9月9日、1988年2月29日、1988年6月27日四次在深圳开庭审理此案。1988年7月12日,仲裁庭作出仲裁裁决。随后,仲裁案件中的申请人作为原告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执行,而被告(为两自然人,在仲裁案件所涉合同中以“香港捷达实业公司”名义与原告交易)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反对执行。

    本案主审法官Nazareth认为被告提出反对执行的两点理由均不能成立,认定由特区国际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属于当时香港《仲裁条例》规定的“(纽约)公约裁决”,判决该仲裁裁决依法应当得到执行。

    这个案件开创了两个先例:其不仅是中国内地仲裁裁决按照《纽约公约》在境外获得执行的第一案,也是当时香港法院按照《纽约公约》执行域外仲裁裁决的第一案(注:当时香港主权仍未交还中国)。香港高等法院最终驳回了被告提出的反对执行的两点理由,其反映出来的仲裁裁决跨境承认和执行中的典型问题很有价值。

    法院在本案中对仲裁机构的名称变更和仲裁裁决的所属地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明确的分析和认定,其对于稳定市场主体预期、理解《纽约公约》的精神和含义、促进裁决的跨境承认与执行,至今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争议点之一:仲裁机构的名称变更

    关于本案被告提出的第一点反对执行理由,其主张:仲裁裁决并非由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员作出,根据当时香港《仲裁条例》第44节第(2)项第(e)段的规定“仲裁庭的组成若不符合约定,则该等裁决不得予以执行”,本案的仲裁裁决不应当得到执行。

    本案主审法官Nazareth认为,其实这涉及的是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变更的问题。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仲裁协议之中约定的是特区国际仲裁机构的前称,特区国际仲裁机构在受理案件之后以变更后的新名称作出了仲裁裁决。但这实际上还是由同一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变更的只是机构名称。本案主审法官对此认定:尽管仲裁机构的名称发生变更,但是作出仲裁裁决的仍然是当事人双方约定的仲裁机构,不存在因仲裁机构名称变更而导致“仲裁庭的组成不符合约定”的问题,因此被告的第一项反对理由不能成立。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其后香港司法机构对于仲裁机构的名称变更问题都采取了与本案主审法官Nazareth一致的立场,即认为仲裁机构变更名称之后还是同一个仲裁机构,这在历年来香港司法机构提供的承认与执行境外仲裁裁决的统计数据中都有体现。香港司法机构在其公布的数据中都会注明特定仲裁机构的现用名以及曾用名,指向的都是同一家仲裁机构。例如,SCIA曾历经多次更名,在香港司法机构提供的历年香港执行裁决数量统计中,都会备注SCIA的中英文曾用名,指向同一个仲裁机构。争议点之二:仲裁裁决的籍属

    关于本案被告主张的第二点反对理由,其主张:香港《仲裁条例》第2节对“(纽约)公约裁决”的定义是“在除香港外的缔约国或领土依据仲裁协议作出的裁决”,这里的“缔约国或领土”修饰的是“仲裁协议”而不是“裁决”。易言之,不论裁决作出时裁决所属国是否是《纽约公约》缔约国,在仲裁协议签订时,该国必须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否则该裁决便不是《仲裁条例》第2节规定“(纽约)公约裁决。”

    回顾本案关键事实节点:双方当事人于1986年11月1日签订仲裁协议；《纽约公约》于1987年4月对中国生效；仲裁庭于1988年7月12日作出仲裁裁决。被告指出,在仲裁协议签订之时,中国尚未成为《纽约公约》的缔约国,即使仲裁庭作出裁决时《纽约公约》已对中国生效,这一裁决也不是《仲裁条例》第2节规定“(纽约)公约裁决”；如果作相反解释,《仲裁条例》则会产生溯及既往的效力,涵盖原本不属于“(纽约)公约裁决”定义的裁决。因此,被告认为,法院不应执行本案的仲裁裁决。

    主审法官Nazareth从三个方面驳斥了被告的意见。第一,香港《仲裁条例》第2节关于“(纽约)公约裁决”的定义中,“缔约国或领土”修饰的恰是“裁决”而不是“仲裁协议”。《仲裁条例》关于执行“(纽约)公约裁决”的章节属于程序性事项,并且仅对中国成为《纽约公约》成员国后仲裁裁决的执行程序产生影响。认定“缔约国或领土”修饰的是“裁决”,并不会导致《仲裁条例》产生溯及既往的效力,将原本不属于“(纽约)公约裁决”定义的裁决纳入进来。

    第二,与被告主张的解释方法相比,法院的解释方法更符合整个《仲裁条例》的目的,而且就《纽约公约》而言,实质性关注的是裁决,而非仲裁协议(It　is　the　award　that　is　material,rather　than　the　agreement)。

    第三,即使法院的解释方法会使得《仲裁条例》产生溯及既往的效力(但法院已经一再强调并非如此),这一解释方法也是符合《仲裁条例》字面意义及其必然含义的。

    内地仲裁裁决在香港执行的后续情况

    这一里程碑式的案件使“深圳+香港”成为《纽约公约》中国实践的“特殊通道”。其后,内地与香港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依据《纽约公约》执行情况良好。据统计,从1989年至1997年香港回归前,中国内地150多件裁决大多都在香港高等法院得到执行,其中仅有2件由于某种程序上的原因被拒绝执行；内地法院在香港回归前,根据《纽约公约》受理执行香港仲裁裁决的申请26件,约执行了其中的50%。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后,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已经变为一个主权国家内不同法律区域间的安排,不再适用《纽约公约》。在1998年Ng　Fung　Hong　Limited(五丰行有限公司)诉ABC案中,中国内地仲裁裁决不再被香港法院视为“公约裁决”,但也不能被认定属于香港“本地”裁决,以致引发裁决定性和法律适用的不明确。

    在两地仲裁实务界、理论界的共同期盼下,1999年6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深圳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两地安排》),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先生和首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女士(现任SCIA理事会理事)分别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字。深圳经济特区见证了两地仲裁司法协助重归正轨,并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两地安排》是根据《纽约公约》的精神而制定的,保持了连续性和稳定性。从具体内容上看,《两地安排》也基本上保持了《纽约公约》的原貌,特别体现在关于拒绝执行仲裁裁决的方面,《两地安排》与《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基本完全一致。

    根据香港司法机构的统计,按照《两地安排》中国内地仲裁裁决大部分都得到了执行。《两地安排》实施以来,在香港获得执行的仲裁裁决中,SCIA被执行的裁决数量居首位,其中2012年至2015年占被执行的内地裁决总数的31.4%,2017年占被执行的全世界仲裁机构裁决总数的31.8%。而且SCIA没有一起裁决被香港法院按照《两地安排》不予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国际仲裁的深圳质量”,体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仲裁的包容性支持态度,也体现了仲裁作为跨境纠纷解决主要方式的独特作用,而这种作用与《纽约公约》及其基本原则有很大的关系。

    为了肯定“深圳+香港”作为《纽约公约》在中国实施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UNCITRAL与SCIA于2018年5月15日在深圳共同举办庆祝《纽约公约》60周年和SCIA成立35周年,UNCITRAL秘书长Anna　Joubin-Bret亲自到场与深圳、香港和海内外法律界、工商界人士共同回顾和展望《纽约公约》。为了肯定推动《纽约公约》在中国实践的代表性人物的历史贡献,UNCITRAL经与SCIA商量,在今年6月28日联合国总部庆祝《纽约公约》60周年的大会上特别播放了SCIA现任理事梁爱诗女士的照片。结语

    在中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纽约公约》与中国国际仲裁未来的互动具有更广阔的前景,中国仲裁机构应该加强合作,主动发出“国际规则的中国声音”,在国际经贸关系新规则和新秩序的发展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共同打造国际仲裁的中国高地和中国主场。

    (作者罗镇东系本案仲裁庭成员之一,1985年至1989年担任SCIA副主任,刘晓春系SCIA院长,李雄风系SCIA理事会秘书)